孔子的中庸精神与其对我国古典文学影响

时间：2021-01-03 20:17:43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孔子的中庸精神与其对我国古典文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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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中庸精神与其对我国古典文学影响

　　摘要：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萌芽于尧舜禹时期，确立于先秦。

　　孔子是第一个提出中庸概念的人，中庸思想正式确立以后，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发展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子思、孟子和荀子都对中庸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子思，更是把中庸提到了“大本”和“天命”的高度。

　　儒家这种以“中和”的思想，对历代文人的创作与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研究孔子的中庸精神，对了解中国文化、推动儒学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庸;孔子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庸即是善与恶中间的人之本性。

　　在人性的方面，就是人之本原，人的根本智慧本性。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临界点”，这个“度”，就是难以琢磨的“中庸之道”。

　　“中庸”，这一思想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早在氏族社会，传说帝喾便“溉执中而遍天下”。

　　尧舜时代，又有着“允执其中”的说法。

　　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一书，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尚中”的倾向，如在《易经》六十四卦中，被《易传》及后来的易学称为“中爻”的二、五两爻吉辞最多，差不多占到了总数的一半。

　　足见其对“中”的重视。

　　春秋末期的孔子，十分重视对三代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他的思想中，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尚中”观念，并且他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了自己的“中庸”思想体系。

　　儒家这种以“中和”的思想，对历代文人的创作与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一、孔子的中庸思想。

　　孔子中庸思想的表现，学者蔡尚思有这样的归纳：孔子常常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中庸之道”的标准。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论语·述而》)，认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是他待人的中庸;“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论语·公冶长》)，是他对物的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宪问》)，是他做事的中庸;“见危授命”与“危邦不入”(《论语·先进》)，是他处理生死的中庸。

　　“师也过，商也不及”(《论语·先进》)，是他评价人物的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是他审美的中庸;“敬鬼神而远之”(《论语·为政》)，是他对鬼神的中庸;“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是他交友之道的中庸;“亲亲”而又欲“尚贤”，是他选用人才的中庸;“礼之用，和为责”(《论语·学而》)，是他治国之道的中庸。

　　对于孔子而言，中庸是一种品德，这一点在《论语》有明确的表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不仅是人的一种品德，而且是至德，包括“仁”在内，其它任何品德都无法超过它。

　　在孔子的理想中，上至君主治国，下至百姓修身，都要拥有中庸这一品德，它适合普天之下所有的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是对中庸这一品德内容的高度概括，是孔子的正名思想，其意是君主、臣民、父亲和儿子都应该端正自己的社会角色，做自己这个角色应该做的事情，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只有人人都这样做，国家才能稳定富强、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不然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然而，中庸这一种“费而隐”、“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庸》)的至德，普通人该怎么达到呢?在《论语》中，孔子也给出了答案。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贞而不谅”(同上)、“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同上)、“君子尊贤而容众”(《论语·子张》)、“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些语句从各个方面诠释了“中庸君子”应有的品行修养，体现了孔子“中和”的儒家思想。

　　这种对立因素的统一、每一因素发展适度的标准，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历代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孔子的中庸精神对后世文人的影响。

　　中庸思想凝同而成的思维逻辑，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运思逻辑，这既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轨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轨迹，其中蕴含的丰富智慧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品格的气质性特征，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美学诗性智慧的源泉之一，联系中国文论发生的具体语境和发展演进的'史实，可以看出中庸思想对中国文学艺术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处理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时，中国古代作家大多持折中调和的态度。

　　自称“奉儒守官”的杜甫可谓是一个典型，他的诗歌创作鲜明地体现出中庸思想的影响，而咏物诗作为其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

　　“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杜甫诗歌的主要情感特点。

　　他在咏物诗中多写一些病残、废弃、弱小的事物，通过咏叹拆除的瓜架、凋零的菜畦、病态的柏树等物象寄托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哀叹。

　　杜甫并没有狂躁激扬的文字，而是采用借物达意、托物寄情等表现技巧，将心中的哀叹、悲悯抒发得中正平和，这也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哀而不伤”诗教的体现。

　　其次，在处理个体情感欲求与社会理性规范的矛盾时，中国古代作家大多持“以礼节情”的态度。

　　这一理由主要体现在中国古典的小说戏曲大多以“和”的结局为主，极少有纯粹的悲剧性主题，也较少有狂热的情绪表达。

　　例如唐诗中比较常见的“不遇”主题，在牢骚抱怨的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自己“不才”的反思(“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和对机遇的渴望与等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种“以礼节情”的态度，使得文人在悲愤不平之时心绪能够纾解，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也为之后“旷达”的行文风格的产生埋下了种子。

　　孔子所创立的“中庸”学说，是他所认为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讨论文学艺术的评价标准，形成了他对待和处理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则。

　　和为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的审美标准，他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原则里意识到了艺术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而不应该是无节制的、动物性的情感。

　　这个基本的思想使得中国艺术对情感的表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制约，极少堕入粗狂的发泄或狂热的情绪波动中。